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,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&ldo;迷拐&rdo;的动机。
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&ldo;迷拐&rdo;、&ldo;折割&rdo;传闻嗤之以鼻:&ldo;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&rdo;。但是,同为美国人,同为外交官的西华(美国驻上海总领事)却说:&ldo;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,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&rdo;。他的第一条&ldo;依据&rdo;是:&ldo;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。结果是,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,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。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,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。&rdo;其次,他说:&ldo;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,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,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&rdo;。即此可知,那么多小孩死在&ldo;幽闭&rdo;的教堂内‐‐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,他们的父母往往将&ldo;洗礼&rdo;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,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&ldo;灵魂得救&rdo;的宗教自觉‐‐不能不令&ldo;暴民&rdo;们心生疑虑。
此外,教堂在华开展&ldo;福音事业&rdo;,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,对耶稣基督负责,还得对业务拓展的&ldo;指标&rdo;负责。&ldo;指标&rdo;不够,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&ldo;慈善&rdo;款项;因此,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、育婴堂的收养员额,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。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,其难度可想而知,于是,某些&ldo;不肖&rdo;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:&ldo;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(为了完成指标),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,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&rdo;。于是,&ldo;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,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&rdo;。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,堪称&ldo;自供&rdo;;由此,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&ldo;迷拐&rdo;的动机‐‐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&ldo;迷拐&rdo;,而委托中国人执行。
回头再说曾国藩。他对洋人教唆&ldo;迷拐&rdo;、国人受托&ldo;拍花&rdo;并非全不知情,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,原因有二:一、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,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&ldo;曲全和好&rdo;的原则;二、洋人并未亲自&ldo;迷拐&rdo;,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,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,实在不能理直气壮。故此,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、赔款五十万两结案,落得个&ldo;汉奸&rdo;的骂名。
刺马
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,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,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,新贻正欲询问,道旁突然窜出一人,向新贻打千请安,而不转瞬间,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,直刺新贻左胁。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,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,据目击者称:碎肠随刃而出,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。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,随行军士救护不及,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,总督已奄奄一息,不省人事。午夜,新贻伤重不治身亡。
消息传到北京,慈禧&ldo;不胜骇异&rdo;,即命江宁将军魁玉对所获刺客&ldo;严行讯究&rdo;,同时,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,接任两江总督,弹压局势。这一边,魁玉提审刺客,孰料此人除了自称张文祥、河南人氏以外,便不再言语,故审讯多日,茫无头绪;那一边,曾国藩闻命调任,即上摺告病,请朝廷收回成命,另请高明。这么一拖延,便过去了五十多天。
自太史公首创《刺客列传》之体,大力表扬曹沫等五位刺客,其後,吾国史书中便再无显著的刺客事迹。秦以前之春秋、战国时代,群雄割据,无一定之尊,故匹夫行险,以刺敌君,或有望于改变局势;秦汉以後,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,帝王承继俱遵血统,即能刺杀皇帝,不过令其子孙兄弟提早继位而已,并不足以改换天下。以此,刺客逐渐消亡。张文祥实为元、明以来六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刺客,其动机究竟如何,实在令人困惑。慈禧亟欲解惑,故对临事告假的曾国藩十分不满,于九月末急召国藩入京,促其赴任。
二十六日,养心殿内。慈禧先慰问曾国藩的病状,国藩称右眼已经失明,慈禧曰:我看你行走磕头,精神尚好?国藩说:&ldo;精神总未复原&rdo;。见他还有请病假的意思,慈禧不再客气,单刀直入问道:&ldo;马新贻这事,岂不甚奇?&rdo;国藩答:&ldo;这事很奇。&rdo;又问:&ldo;马新贻办事很好?&rdo;答曰:&ldo;他办事和平精细。&rdo;尔後,又问了幾句何日启程的话,国藩便退出殿门,回寓整理行装。只是,他这一去,又是十幾日不见动静,慈禧不得已,于十月九日,又将他召进宫里,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身。国藩盖欲采用能拖一天算一天的对策,答曰:&ldo;明日进内随班行礼,礼毕後三两日即启程。&rdo;慈禧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,加重了语气,说:&ldo;江南的事要紧,望你早些儿去!&rdo;再拖不下去了,十五日,国藩启程南下。
去南京之前,曾国藩刚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。撇开排外、媚外的道德判断不说,自今日平心而论,曾氏办理此案,确实不尽人意。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,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,大事化小,安抚民众,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、里外不是人的下场,所谓&ldo;外惭清议,内疚神明&rdo;。这时候,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,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,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;他却迟迟不动身,难道真的心力交瘁,不堪任重?或者,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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