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,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。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&ldo;使人喷饭之处&rdo;,讥其缺乏&ldo;常识&rdo;(第95页)。他批评郭绍虞食&ldo;洋&rdo;不化,牵强附会(第97页)。胡适撰《白话文学史》(上册),时称名著,荫麟却能举证确凿,指出定义混乱、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(第99-107页)。郭沫若译歌德长诗《浮士德》,急于脱稿,匆促从事,遂致&ldo;谬误荒唐、令人发噱之处,幾于无页无之&rdo;,荫麟择要纠正,有力打击了&ldo;伪劣&rdo;出版物。
但是,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&ldo;酷评&rdo;家,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,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。他虽批评《白话文学史》诸种不善,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、取材及考证的优点;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,却盛赞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能够&ldo;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&rdo;,&ldo;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&rdo;,实在是一项&ldo;重大贡献&rdo;。此外,对顾颉刚&ldo;疑古&rdo;学说&ldo;误用默证&rdo;的方法论错误、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中的史实错误,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。顾氏无以自解,终未回应;冯氏覆书致谢,有则改之。
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:&ldo;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,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&rdo;(第223页)。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,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,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(或曰服善之勇)。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,启超引为忘年交,称之为&ldo;天才&rdo;;冯友兰在他死後,曾集资、主持设立&ldo;张荫麟奖学金&rdo;;顾颉刚于荫麟死後撰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赞扬其在通史、宋史领域大有建树。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,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,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。
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,曾说,即算荫麟不死,&ldo;再多受些磨折、考验、洗炼,恐怕他还是得死,不过死法不同,不是死于穷病而已&rdo;。很不幸,一语成谶,二十年後,吴晗未&ldo;死于穷病&rdo;,而死于&ldo;文革&rdo;。然则,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,较诸吴晗之暴毙,抑又为幸耶?
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
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
通史之作用,在于总结。旧式通史,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,一曰&ldo;理乱兴亡&rdo;,一曰&ldo;典章制度&rdo;。新式通史,所欲总结者,则以社会形态、生活方式、经济发展为要。汉代,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,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。于是,司马迁撰《史记》,作个总结。宋代,直接隋唐,远绍秦汉,政治、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(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)的矩范,但是,立法更完备,运作更缜密,发展更迅速,迥异于中古之中国,以故,钱穆说:&ldo;中国的近代史,自宋代即开始了&rdo;。于是,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作个总结。民国肇造,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,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,且不论新瓶旧酒、乱紫夺朱的遗憾,经验教训仍需总结,于是,数十年间,作者蜂起,通史之作盛于前代,其中佼佼者,则有邓之诚、吕思勉、钱穆、张荫麟、范文澜诸人。兹请介绍吕思勉所撰《白话本国史》。
吕思勉(1884-1957),字诚之,江苏常州人,1922年,撰成《白话本国史》,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。吕思勉的一生,可以四个字概括,曰:埋头读书。他以史学名家,读得最多的,当然是史书。他的门人杨宽(战国史名家,新近辞世)尝说他&ldo;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&rdo;,然据其自述,则不然。实际情况应是,二十四史中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读过四遍,《後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读过三遍,&ldo;其馀都只两遍而已&rdo;(《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》)。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,绝不仅见,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,似不足重。但是,我们先看一段当时&ldo;在史学上称王&rdo;(傅斯年语)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,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,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&ldo;解读&rdo;,兴许能别有解会。
顾颉刚说:&ldo;通史的写作,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,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,因此最好的办法,是分工合作,先作断代的研究,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,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,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,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&rdo;(《当代中国史学》);顾氏此语,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:先学走,後学跑。用今日的话说,叫作尊重常识。但是,常识不常,又是一种常识。即以小儿学走为譬;不难发见,小儿之蹒跚,其实是走跑兼具,孰为走,孰为跑,并不能截然划分。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,他的走,他的跑,全凭长者定义。更何况,快走,是走还是跑?慢跑,是跑还是走?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。小儿成人,回首往迹,到底是先学会走後学会跑,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,一旦较真,恐怕也是扑朔迷离,难求的解。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(不妨称为惰性),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,居之不疑。顾氏提倡先作好&ldo;完美的断代史&rdo;,才能作出&ldo;完美的通史&rdo;,即是自上世纪初&ldo;史学革命&rdo;以至今日的常识,作者读者安于故步,居之不疑。然如前论,常识不常,不疑处乃有疑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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