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小平对《苦恋》很不满意,他亲自看了电影,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。小平同志说:&ot;六中全会以前,总政提出了批评《苦恋》的问题。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,感到很吃惊。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。有的学生反映: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,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。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,但是没有采取措施。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,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。&ot;还说:&ot;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,有一部分学生说,这样下去要亡国的。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。《太阳和人》就是根据剧本《苦恋》拍摄的电影,我看了一下,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,看过以后,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:共产党不好,社会主义制度不好。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,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?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,但是正因为这样,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。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&39;民主派&39;的言论,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。&ot;
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,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。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:以往是批&ldo;左&rdo;为主,现在以什么为主,反&ldo;左&rdo;还是反右?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。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:不要搞什么公式,有&ot;左&ot;批&ot;左&ot;,有右批右,都要实事求是。
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,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,内容没有增减。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。这篇讲话标题是《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》,收到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里了。
3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
我们在社科院时,经济所、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: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,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,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,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。在1982年以前,看到,王惠德两次讲话,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的社会主义相比。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所说的社会主义,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,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,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,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,才有社会主义革命;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,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,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。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,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,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,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;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--像中国这样的国家,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。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:从建国一开始,就走错了方向,在新民主主义社会,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,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。从我们取得政权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,就进人了过渡时期,实践检验表明,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,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。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,其基本的调子就是:拿《哥达纲领批判》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,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。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。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,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。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。到现在,在这个问题上,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。
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,书记处回答说:这个问题值得重视、值得研究,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。这个问题,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,也值得思考。
4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
恢复高考以后,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,在北京的人不少,在学习期间,他们还互相联系。其间,调回来的陈一咨,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。他和这批人比较熟,平常也有来往。他向我反映,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,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,为农民服务。因此便考虑,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,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,成立一个组织,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。后来搞了个文件,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,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,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,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,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、整理并上报。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,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。讨论时赵紫阳提出: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,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,对于他们来讲,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,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。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,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,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。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,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。
这个研究组的看法,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,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。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、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,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。另外一个,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,不能只讲包产到户,不讲土地公有。杜润生后来加了个&ot;主要的生产资料&ot;,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,这一条是个基础。开始时,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,搞过的地方,实际证明也搞不通,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。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,没把土地公有搞掉。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,现在是什么样子,就很难说了。实际上,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,还得回到上地公有。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,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。赵紫阳、万里、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。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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